【经济日报】张艳辉:上海发展动力变迁研究

发布者:专业学位中心     时间:2019-04-22

4月22日的《经济日报》刊登了我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张艳辉的文章《上海发展动力变迁研究》,详细分析了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阶段中,上海发展的环境和动力所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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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文章详细内容: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上海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有支撑增长的优势因素持续弱化,新的经济形态、产业形态不断涌现。根据城市发展的驱动要素,编制上海发展动力指数,对上海的消费、投资、产业创新等要素进行分析,对于探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变迁的历史轨迹、现实问题与未来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上海发展的环境和动力发生了新变化。与现有的全球城市相比,上海崛起的动力有其共性,但也面临新的背景条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就需要对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的发展动力进行系统分析,以便制定实施有力的战略举措。根据城市发展的驱动要素,编制上海发展动力指数,对10余年中上海的经济、社会等发展动力进行深入解读,可为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一个城市的发展动力,是由城市产业、资本、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不同方面有机综合而成,形成城市发展动力的整体。为了能够客观、准确地评价城市发展动力的强弱,需要提出城市发展动力评价指标的构建原则。一是全面性原则。城市发展动力包括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管理、环境等不同方面,必须全面考虑。二是动态性原则。城市发展动力具有动态性的特点。三是可比性原则。指标的名称、含义、计算口径和统计方法,必须保持与原有的统计指标衔接,满足横向城市之间的可比性。四是简洁可操作性原则。用尽量少的指标反映尽量多的内容,同时便于收集和计算分析,使其具有实用价值。


根据影响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按层次划分可创建六个动力指数,分别为:人口消费动力、投资发展动力、产业创新动力、对外开放动力、郊县发展动力、营商环境动力。这六个指数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动力评价指标体系。

 

指数的计算结果显示,上海发展动力总体指数波动上升。2003年至2016年,上海市发展动力指数逐年攀升,2017年略有回落,2016年指数值达到一个高峰,反映了上海在这十几年中发展速度较快。但2017年,上海市发展动力综合指数略有下降,原因可能是外来人口减少,新兴的支撑性产业尚在形成中,经济的总体水平增速不够。下面对六个动力指数的计算结果依次进行分析。


其一,人口消费水平波动上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2003年至2017年,上海市人口消费发展动力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数涨幅达168.75%。


其二,投资发展指数先升后降,外商直接投资占比最多。投资发展指数2003年至2006年稳步上升,在2007年略有回落,之后又持续增长,直到2016年左右有所下降。从构成的二级指标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比重逐年上升。


其三,产业创新发展水平上升较快,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比最多。上海市创新发展动力指数呈现加快上升的趋势。具体来看,上海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比从2003年的1.91%提高到2017年的3.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上海市创新投入强度不断加大。


其四,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至关重要。2003年至2017年,上海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所占比重远超其他指标。在此期间,进出口依存度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除进出口依存度外,反映对外开放动力的其它二级指标总体上呈现出稳定或持续增长的态势。


其五,郊县实力稳步发展,各项指标均衡增长。2003年至2017年,上海郊县各方面都实现了稳步的发展。人口方面,郊县常住人口规模由2003年的33.31%增长到2017年的45.73%,2017年郊县GDP达到9424.30亿元,占上海GDP的30.77%,相较2003年增长了8.53%。在衡量郊县发展的指标中,郊区工业总产值占比最大,表明了工业发展对于郊县的重要性。

 

其六,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金融机构发挥重要作用。自2003年以后10余年间,上海营商环境较为稳定。上海城市基础设施以及投资环境均保持稳定,软硬环境发展均衡,为上海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将发生重大变化,将向具有全球辐射力和影响力的综合性全球城市迈进。因此,上海不仅需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作用,还需刺激发展动力活跃起来,谋求更大的突破。


此外,张艳辉老师所在的“上海华夏经济发展研究院课题组”也在今天的《经济日报》整版发文《以动力变革赢得发展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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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如下: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做好推动动力变革这篇大文章,以动力变革赢得发展主动,迫切需要研究发展动力转变的进程,迫切需要关注发展动力的新趋势和新问题,迫切需要聆听释放新发展动力的对策建议。上海作为一座勇当“排头兵、先行者”的城市,在推动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勇于攻坚,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报特邀专家学者对此进行深入阐述,以飨读者。——编 者

 

动力转变的历史演进分析

 

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引领全国,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上海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新变化。上海发展动力因素转变的历史演进脉络,可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就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人才加快集聚。人才集聚和人口增长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上海长期高度重视人才动力,不断推行新的人才政策以推进人口结构的深层优化,整体提高人员素质,进一步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从数据来看,自2003年以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越来越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不断提高。整体来看,在人口总量上升的同时人口结构不断优化,适应着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第二,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上海最终消费率多年来保持稳定增长。上海最终消费率从2008年的51%持续上升到2017年的57.3%。同时消费对经济、税收和就业贡献显著。2018年上海市商贸业就业人数达到333万人,贡献了全市近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2018年全市商贸业增加值5002.95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5.3%。消费税作为政府财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到2017年年均增速14.26%,占全市税收比重长期保持在6%左右。

  

第三,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国际资本流入规模攀升。2013年至今,上海主要通过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服务业的深度开放,不断优化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结构。自2003年以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直线增加,到2017年已增加到625家,相当于2003年的11倍。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受开放红利的支撑,上海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增速持续增长。2003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额不断增加,2015年达到一个顶峰,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85.59亿美元。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出现一个小幅度的回落。就外部因素而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因素较多对上海的外商投资造成了一定影响,对此需要高度关注。


第四,产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加快形成新型工业体系。目前上海产业体系中工业仍占较重要地位。2003年后,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第二产业对上海经济发展的贡献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近年来,着眼上海建设全球城市这一目标,全市工业实施了新一轮布局调整。一方面,上海郊区工业全面参与到全市支柱工业的发展中,以新兴产业发展推动整体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加大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力度,以技术改造和产业集聚实现产业升级。总体来看,上海正加快形成与全球城市相匹配的新型工业体系。


第五,改革开放释放出新的制度动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得到了迅速发展,浦东的开发开放和“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激发了以往积累的雄厚发展动力。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上海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为全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径。2010年的世博会也为上海注入了城市发展的新活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城市品牌营销、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有了重要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并明确了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科创中心的新定位,契合了城市发展的方向,有助于上海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融合建设,也赋予了上海更为长远、更为根本和更为持续的发展动力。


发展动力面临新问题新挑战


当前,上海发展动力出现了新的趋势,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是人才管理机制不够灵活,影响高层次人才集聚。对标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上海在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仍存在瓶颈。如,顶尖人才引进不足,缺乏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师级人物和高层次创新团队;人才管理机制不够活,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率低,影响了人才集聚并发挥作用;等等。


二是新消费新模式需要加强培育,行业监管要跟上业态创新步伐。当前上海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模式仍然有待培育,未来消费的重点方向应在中高端消费、进口消费、服务消费等方面。由于口岸贸易便利化不足,目前国外品牌新产品进入上海市场仍需较长周期,流程较多。由于面向新模式新业态的相关法律法规缺失,传统监管方式跟不上新业态的发展,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和开放政策制度欠缺,相应的体制机制还没有跟上消费升级和商业创新的步伐。


三是国际直接投资增速下滑。尽管从2003年到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从58.5亿美元增长到185.59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中方投资额从1.72亿美元增长到158.97亿美元,涨幅惊人,但之后投资额有了一个小幅下降。整体来看,上海“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受国际形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投资额会有一定幅度的波动。

 

四是工业发展速度减缓,智能制造缺乏核心技术,原创研发动力不足。从工业总资产贡献率来看,2003年至2017年间比较稳定,基本集中在10%至14%之间,波动幅度不大。但上海工业总资产贡献率自2010年来逐步趋于平缓,并开始呈下滑趋势。技术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成为首要瓶颈因素。在智能制造领域,核心技术与产品自主化率有待提高。目前,上海实现制造过程智能化的重要基础技术主要依赖进口,对于一些重要装备和制造过程,尚未掌握系统设计与核心制造技术。近年来上海在科研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尽管研发投入在增加,整体科研成果数量也不少,但成果质量有待提高。企业往往倾向于将创新的重点放在跟踪和模仿上,原始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一些企业研发团队没有及时建立行业系统性的管理平台,研发费用被用在重复和已有的技术上,导致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效率不高。


五是城乡一体化水平有待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集约化管理仍不平衡。上海中心城区的建设和管理水平与国际大都市相比差别不大,但上海郊区管理水平和形象品质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地位较不相称。在上海市区高速发展的同时,郊区的发展速度拉低了整体进程。同时,上海郊区工业有比较强的制造能力,但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差,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产业集聚水平不高。上海郊区发展的不足,也是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动力所在,表明上海郊区还具有较大的发展潜能。


六是城市治理模式有待转型,营商环境还需改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土壤,直接影响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对中小企业影响尤其较大,最终反映在经济增长、财税收入、社会就业等各个方面。近年来上海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通过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力求率先建立符合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要求的营商环境和制度规范。自贸试验区在政府简政放权、投资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经验,但是上海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仍然任重道远。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未来一个时期,上海还将面临不少挑战,特别是城市治理模式有待进一步转型,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基层治理模式有待优化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要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改革来充分释放制度红利。


着力释放新发展动力的对策建议


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上海还需找准着力点,发挥人才、消费、资本、制度等要素的作用,不断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才结构,建立柔性流动机制。发挥人才动力,需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从人口角度做到总量合理和结构优化是对人口的新要求。要建立柔性人口流动机制,基于城市承载能力,探索管理问题。在城市发展中,不仅需要高学历人才,还需要专业人才,不同人才在总量中的比例要合理。要完善人才引流制度,优化人才结构,通过建立相关机制,培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人才等,实现城市与人口高度匹配。


二是把握消费升级方向,培育消费新增长点。适应消费结构、消费模式和消费形态变化,培育和发展时尚消费、网络消费、文化消费、旅游消费等,进一步引导绿色消费、柔性定制消费等,创造和引领新消费热潮。围绕大量消费外流现象,进一步支持跨境电商等发展,积极优化国际中高端商品和服务品牌在国内的布局、定价机制,逐步引导境外消费回流。同时,还要适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三是抓住资本市场开放机遇,激发金融集聚力。上海要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优势,加大银行、证券、保险引资力度,扩大境外金融机构在沪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鼓励和支持外资金融机构发展,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将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总部设在上海。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和辐射效应,充分利用上海主场优势,推动商品和服务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国际直接投资项目落地。上海要用金融优势吸引全球创新资源,整合科技优势,提升创新资源的流动率和利用率,从而对全球创新网络产生重要影响,从创新中激发金融集聚力。

 

四是瞄准国际前沿方向,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引领经济结构转型。上海制造业在国内属先进水平,但仍应着眼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上海要根据制造业产业链的形态来布局各个环节的创新工作,实施一批关键领域的技术攻关项目,加快突破制造业发展的技术瓶颈,提高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利用率,在未来的制造业发展中应更侧重研发设计,发展高端制造。在产业选择方面,应将改革创新的重点放在集成电路、智能制造装备、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

 

五是加强财政统筹,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发展一体化,不仅有利于发展空间扩大和资源要素流动,而且有利于提高中心城市的带动力,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上海的新城和农村应进行专业规划,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城乡一体化模式。改善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需要加强统筹。应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城乡互动发展,进而增强区域整体实力。特别是在河道整治、卫生医疗和基础教育等方面应加大力度,制定相应配套措施;在环保投入和道路打通方面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在医疗、教育资金使用方面应更好发挥统筹作用,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同时,还应加快推动郊区城镇产业和各类园区创新升级,加强产城融合,促进城乡一体化,使城乡在经济、文化、生态等要素上优化组合、交融协同、和谐发展。

 

六是提升治理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制度变革是上海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未来应以政府改革为突破口,扎实推进经济体制各项改革,建立优化包容性创新体制机制,向学习型、创新型和服务型政府转变,努力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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